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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金器文化
2013-03-14 09:29:24   来源:中国古玩网   点击:

我国用金的历史很长,从早商开始一直到清代,几乎贯穿了整个的中华古代史。但纵观金器的发展史,只分为一头一尾两个兴盛期,其中时代靠前的指的是唐代,晚些的则是清代,发展走向呈马鞍状。


熏香器。唐代。
1963年陕西省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窖藏出土直径4.8厘米该香囊由两个半球组成,有子母口可以扣合。


嵌宝石行龙银镀金簪。明 (1368-1644年)
  1958年北京市昌平区定陵出土通长17.4厘米,顶长2.5、宽4.5厘米,重24.8克。

  金器,向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广义的金器,包括各种用黄金制作的用品,从分类上看,有饰品(头饰、服饰、主器上的嵌件等)、器物(小型的壶、碗、盘、盒、印、金元宝及大型的塔、棺、造像等)两大类;从工艺上看,又分为金器、错金器、贴金器和鎏金器等等。狭义的金器,通常指器物甚至仅指器皿。本文涉及的范围仅限于后者,且多兼顾金器发展的文化因素,在尽可能地把握金器发展脉络的同时,又试图指示它变化的文化内涵。

  我国用金的历史很长,从早商开始一直到清代,几乎贯穿了整个的中华古代史。但纵观金器的发展史,只分为一头一尾两个兴盛期,其中时代靠前的指的是唐代,晚些的则是清代,发展走向呈马鞍状。再从横向来看,主要分布在几个地域:北方少数民族地区(内蒙、辽宁、吉林、河北、陕西、宁夏等地)、中原地区、西部的西藏、南方的云南等地。伴随着特点鲜明的地域文化,这几个地区的金器文化风格也各有不同。但就某一个具体时段来说,金器的使用范围并不十分广泛。

  唐以前的金器文化特色

 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,唐代成为金器发展的第一个兴盛期。但此前金器制造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,虽然装饰性的金饰占主导地位;但也开始出现了个别的明显脱离了纯装饰性作用的金器,较早的如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出土的金杖、金面罩等。

  稍晚一些如陕西凤翔秦公1号墓出土的金犬(春秋)、湖北随县曾侯乙墓(战国)出土的金盏等。尤其是后者,称得上是目前所知的先秦时期最早、最大、最重的金器,距今2400多年。该器通高10.7厘米,重2150克。器内附镂空金勺,重50克,有盖,盖及器腹饰蟠虺纹、云雷纹和?纹。三个凤首足作倒置状,采用钮、盖、身、足分铸法,制作十分精细。这时期北方的金器工艺也值得一提,如匈奴地区的金器代表作――鹰形金冠(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战国墓出土)、鹿形金兽(山西神木纳林高兔村出土),几乎使用了金细工艺中的锤揲、压印、抽丝、镶嵌和镂铸等所有手段。

  秦代的年限极短,迄今尚未发现有关的金器,这与天下一统的气概有些不符。目前只有从文献上管中窥豹,如《史记?秦本纪》:"秦始皇葬骊山,以黄金为凫雁。"

  汉代统治者笃信神道,世间炼丹成风,"祠灶则致物,致物而丹妙可化为黄金,黄金成,以为饮食器则益寿……"(《史记?孝武本纪》)因此汉代黄金产量激增,金细工艺趋于成熟,分布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到北方、中原和南方三地。北方的如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的金灶、河北满城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金龙等。中原地区当以江苏盱眙南窖庄发现的窖藏金兽为代表,通高10.2厘米,长17.8厘米,重9000克,是我国古代金器中极具地位的一件重器。南方则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"文帝行玺"龙钮金印、金杯形器为代表。另外,丝绸之路的开通,使中西方文化有了交往,出现了兼具中西风格的金器,如广陵王刘荆墓出土的王冠形器和金丝刀鞘,工艺特点、器形风格是西方的,而花的纹饰和"宜子"铭文却无疑是中国的。《太平广记》载:光武皇后的弟弟郭况"累金数亿,家僮四百人,以金为器皿,铸冶之声,彻于都璧。"曹操在《上献帝器物表》中也提到纯金香炉、纯金唾盂等物,但就目前出土的金器实物来说,与史籍记载的汉代金器文化并不相称,有待于进一步挖掘。

  魏晋南北朝时期,由于战乱,经济萧条,金器文化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为代表。如具有鲜卑风格的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出土的金奔马、金瑞兽,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出土的金龙,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出土的镶嵌宝石的兽形金印,以及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"范阳公章"龟钮金印、喇叭管形金器、笔帽形金器等,都称得上是当时金器制品中的优秀之作。

  隋朝的年代也较短,目前出土的隋代金器,也只有西安李静训墓及丰宁公主墓的各一件金杯而已。但这两件金杯均为高足杯,从风格特点及出土时伴随的金币、金戒指、头冠金饰片等物来看,这两件高足杯极有可能是欧洲拜占廷的制品。

  总的来说,唐之前的金器文化以地域特色为主,民族风格突出。
 


金牌。清 周长115厘米这块金牌是缅甸赠给乾隆皇帝的礼品。
 


龙凤纹金执壶 明 (1368-1644年)1958年北京市昌平区定陵出土。
通高12.5厘米、口径4.2厘米、圈足径5.7厘米、盖高3.1厘米、盖口径4.5厘米、重192.5克。

  中西文化兼容的唐金器

  众所周知,我国的整个文化体系在唐代得到了蓬勃的发展,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金器制造业,必定也受到了这种文化思潮的巨大冲击。中西文化的相互交往,带来了人文思想的空前活跃。人们以宽容的心态接纳了不同的文化思想,由此也形成了包括手工业 在内的新的创造理念和表现风格。唐以前,外国金器或具有外来风格的金器也曾出现过,如上面所说的汉代王冠形器和金丝刀鞘等。但是还谈不上形成风格,远不能与唐相比。唐代金器受外来影响,主要以中亚的粟特、西亚的波斯萨珊形式为主,另有少量受欧洲拜占廷、印度和阿拉伯等地艺术风格的影响。

  粟特风格的器物以带把杯为主,杯体为八棱形。杯柄呈圆形,上面有指垫。如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人物忍冬纹金带把杯,器体呈八棱形,侈口,器壁内弧,下接八瓣圈足。杯柄由连珠组成,指垫上饰有一个深目、高鼻、长项的胡人头像。杯体八个棱面上各饰有一个身着胡服的人物像,人像两边饰忍冬纹。棱面由连珠纹区分。后经过适合中国国情的演化,杯体呈花瓣形、碗形、有的取消了指垫。纹饰上也多以仕女出游或缠枝、折枝花草为主,如何家村团花纹金带把杯等。

  萨册风格的金器缘于对萨珊银器的模仿和改造。代表器物是长杯,特点是器身和口沿呈曲线状,器内部有凸起的棱线。萨珊式金器的造型,在实用性上不符合唐人的习惯,后经过不断的改进,加深器身并减缓棱线的弧度,使曲线趋于柔和,增高了器足,也使器身更为稳定。如西安出土的摩羯纹长杯,杯体分为四曲瓣,分瓣处略为内曲,凸棱不明显,但器身较浅。杯内底錾刻摩羯纹、火珠纹,以水纹为地。外围附以连珠纹和花瓣纹。

  可以看出,以上两种风格的金器,其内部又明显分为不同的两种;一种是原汁原味的异域特征多一些,另一种唐代本土特点多一些。而从时间上看,也正好以"安史之乱"为界,把唐代金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。前一阶段外来风格浓郁,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器形,如带把杯、长杯等。纹饰以忍冬纹、折枝花鸟纹为主体,辅以各种动物纹饰和连珠纹。后一阶段在脱胎于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融入本土文化,形成崭新的面貌。器形主体继承前一阶段,但在局部上有改进,如有的将带把杯的指垫取消,或将八棱形的器体改为花瓣形等。流行于前期的忍冬纹少见,而团花、缠枝花、花鸟纹案盛行。综合来看,前期纯模仿器多一些,也有个别的是直接输入品。后期则创新的仿制品较多。

  直接的输入品:据古籍资料表明,唐与西亚的波斯萨珊交往密切,相互之间仅通使就达29次(张星?:《中西交通史料汇编》第三册,中华书局,1978年。),这是在当时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完成的。其间,有些通使过程其实也就是一次完整的商贸活动,因为这些波斯使节本身就是商队的首领。其余民间小规模的商贸活动就更是数不胜数。在交往中,萨珊金器便很自然地流入了中国。中亚的粟特人向来会经商,他们在与中国进行易货贸易的过程中,不但将粟特金器带入中国,而且还有可能把欧洲拜占廷等地的金器转输到中国。

  仿制品:分为两种,一种是由中国工匠仿制的;另一种最后住在中国的外来工匠制作的。后一种本来并不能算是仿制品,但这些外来工匠制作的金器,毕竟不是外来的输入器物,而是在中国制作的具有外来风格的金器,同时,他们在制作具有本民族风格的金器时,有些还融入了中国风格。所以为了以示区别,便把这些都统归于仿制品。

  准确地区别输入品和仿制品,其实很难做到。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出土的金器来看,只有一小部分可明确归于输入品,其余的则基本上算是仿制品,这些仿制品构成了唐代金器的主体风格。

  除上述制品风格外,唐代金器还呈现出另外几种风格,如吐蕃金器。 据文献记载,从贞观十四年(640年)到太和元年(827年),其间几乎一直都有吐蕃金器输入。贞观二十年(649年),吐蕃遣其大使禄东赞"作金鹅奉献,其鹅黄金铸成,高七尺,中可实酒三斛。"(《册府元龟?外臣》卷九六四)开元十七年(729年),吐蕃赞普向唐朝进"金胡瓶一、金盘一、金碗一"(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九十六)等等。再如陕西法门寺的金器,南方浙江、江西等地的金器等,也都具有一定的特点。

  宋元明金器的民俗色彩

  宋代金器制造业继承了唐代的繁荣,并在工艺手段上有所发展,如将唐代加工金器的十四种方法发展为十九种。宋时社会经济繁荣,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,对于金器的需求面也进一步扩大上至皇室王族,下至商贾庶民,甚至酒肆妓馆,都可见使用金器。加工金器的作坊,也遍及全国,仅临安一地就达到了"纷纭无数"的程度。但是由于宋代"理学"的兴起,寓理于物的思想也影响到了手工制作的审美观念上,"明天理,灭人欲"追求"格物(探寻事物之理)致知(获得知识)"的思想,无疑是一种凝固的、呆滞的,甚至可以说是倒退的文化思潮。随着这种思想的蔓延和金器使用的大众化、商品化,金器风格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器形,尤其是纹饰,一反唐代的炫奇斗彩、富丽浪漫之风,变得世俗化和生活化。如浙江义乌窖藏出土的金龙、陕西武功报本寺塔地宫出土的金棺等,都具有典型的民俗色彩,与晚唐时南方生产的金器一脉相承。因而仅就金器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及表现思想的活跃性、多样性和丰富性来说,宋代金器显然较唐代金器有明显的差距,这也是为何一说中国金器史就首先提到唐代而忽略宋代的原因。

  辽、金、大理等国的金器制造业,在文化上除了继承各自的民族色彩外,也融入了内地的汉文化。如内蒙古哲里木盟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金面具、云南大理崇圣寺出土的金佛像以及陕西临潼金代窖藏的金凤步摇等。

  元代金器基本继承了宋代的传统,风格也大体相近。制作中心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太湖之间,工艺上没有什么创新。代表器物如江苏吴县元吕师孟墓出土的如意金盘等。

  明代金器在创作思想上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,但工艺上有着自己的特点,如较多地使用宝石镶嵌手段等。能代表明代金器发展水平的当属北京定陵出土的一批金器,如金冠、金壶、金爵杯、金盂、金粉盒等。这些金器造型大方,纹饰繁缛,用金厚重;装饰堆砌,开创了自唐以后金器工艺的另一种风格,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清代金器的风格走向。

  综合来看,唐以后的金器发展比较缓慢,所蕴含的文化内容浅薄,但工艺上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准。

  金器史上的又一座高峰

  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,在封建制度即将完结之际,金器文化却走向了继唐之后的另一个高峰。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,鉴于本身文化根基的浅薄,其金器制作也像其它工艺门类一样,大多简单继承了前制。清王朝初创时期,也就是"后金"政权统治期间,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整个清代金器文化的孕育阶段。在历史上,清代和金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公元1616年,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女真政权,就称为"后金".如前所述,金代金器文化已开始融入了内地的汉文化,作为同一个民族,生活在同一个地区,汉文化的影响应是可以持续的,这也就为清代金器文化沿袭明代金器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,打下心理和技术上的基础。

  清代金器文化的主要内容都集中在了皇家用金器上。遍观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金器,可以用"一多""二新"来概括。

  一多:指的是种类多,几乎遍及了典章、祭祀、佛事、冠服、陈设、科技、生活、鞍具等各个方面。如金编钟、嵌宝石金佛塔、金坛城、金盔甲、银盆金铁树、金天球仪、金錾花八宝双凤盆、嵌珠"万寿无疆"金杯,等等。

  二新:即工艺新、风格新。工艺新是在继承明代多嵌饰的基础上,进而发展为将金与其它材料混合制作。如在金器上点烧低温珐琅或以金掐丝填烧珐琅(累丝嵌宝石点珐琅金八宝);以金为胎,外面覆以其它材料,形成"金骨穿衣"(金胎珊瑚云龙纹桃式盒)等。风格新是说与前面任何一代比较,清代金器把黄金的庄重、雍容发挥到了极致,以至于在这些高贵的光晕中,让人感到了些许的俗气。但清代金器的"俗"与宋代的"俗"又不一样,宋代金器主要是民俗,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的描绘上;而清代金器的俗是一种强调显赫的俗,是多而滥的俗。   清代金器和唐代金器一样,称得上是我国古代金器史上的又一座高峰。但比较之下,二者显然又有不小的差异,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一雅一俗。虽然清代金器使我国古代金器文化再度辉煌,但就是这雅俗之分,决定了清代金器的次要地位。

  客观地说,中国古代金器文化在世界金器文化史上并不屑于领先地位。与古埃及、罗马、两河流域的金器制作相比,在同一时期,我们的历史、工艺要远比他们落后,如在公元前3000年古波斯湾乌鲁第一王朝的陵墓中,经常有金胄等黄金制品出土。就是和公元前18世纪中亚地区的畜牧部落相比,我们也不占优势,因为在那个时代部落首领的墓葬中,屡有大量的金器出土,最为突出的一件大金杯上甚至还有用金细工艺装饰的金银丝、寿山石和绿松石。但是从文化角度来说,我们的金器文化并不落后,甚至在某一阶段还要超前。如唐代金器,不但汲取了外来金器文化的长处,给本身的金器文化带来了崭新的生命,而且还通过交流,将形成的这种独特风格反作用于外来文化。如上面提到的"何家村团花纹金带把杯",是借鉴粟特式金杯于7世纪―8世纪形成的创新造型,而在8世纪中叶以后,粟特带把杯没有继续承袭本土风格的八棱形杯体,而是接受了唐代的新样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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